What was I talking about (I)

---土豆，飞跃疯人院，和自由

我常常想要更换identity. 很久以前我和数个朋友保持通信――真正的信，非电子的。跟每个人对话我都有不同的口气，每一种都是真实的。很多时候我显得很cynical，简单的心理学可以把这解释为对脆弱内心的掩饰和保护。当然我自己觉得这在很多时候是因为懒。Cynicism is often an easy and cheap way of appearing witty and hiding your true thoughts (if you have any). 但是偶尔我也可以非常单纯，行走在那个被附加了很多意义的大池塘旁边，对当年的爱人吟诵泰戈尔，丝毫不觉得矫情。

在网上我同样需要完全不同的身份。我狡兔三窟――三不过是个虚数。我挖过的洞穴多到自己都记不住，或是丢失了密码过其门而不得入。而且因为我向来不信任网络的安全系数，生日到地址，到任何秘密问题，从不答实话，所以密码丢了怎么也没法讨回来。我最早的博客名字叫”海盗盗海”, 后来忘记是那个网站登记的了，只好又注册了这一个，之后又忘记了很久。所以从最早的测试贴到再次开通已经隔了半年。在MSN上贴了照片，却决定不写文字，因为酒肉朋友太多。

Metaphorically speaking, 我怕热闹，所以住到山里。没有路牌。不装电话。就像天才的Douglas Adams所说，我的存在是一个SEP field: you can’t see it unless you know exactly where it is. （大哥和土豆应该会心一笑。）而且我的各个洞穴之间互不联系。不知道的人就应该不知道这些身份共享同一具皮囊。

可是我又幻想热闹。喜欢听见敲门声。而且每当我的新身份被亲爱的人识破，我总是很满意。如同得意自己总能认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姓名也没有面目的时候，到底有几个人识得我。这样的幸运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这样的identity也是永远不会丢失的。

主席说得好，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把毛主席只叫主席透着早期共和国遗老的一种亲热，而我决定以此怀念一个过去的朋友。我既怕自己认真，也怕别人认真。如果一个人认真的时候我不想大笑或窃笑说“省省吧“，那他几乎就是一个亲爱的人了。

亲爱的土豆妹妹今天提起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这个小说/电影。――我这么长的铺垫，其实都是因为土豆的贴子引起。这序言和正文的比例快比上古诗了。

关于不自由毋宁死这个概念，让我想起自己以前提到过，对于我来讲，生命和自由的失去，究竟不比失去identity更可怕。李敖说反求诸己，有“己”就好办。把我杀掉我是作为李敖死的，把我抓起来我仍然作为李敖活着（这是我冒充李敖说的）。一个人失去identity当然不一定非得被切掉了额叶。我总是越扯越远――幸好没题目，无所谓离题万里――一说起李敖，我又想起有个聪明人很不忿地指出，李敖是个大男子主义者。他不解，女生怎么还给他鼓掌?呵呵，李敖对女性的看法多年一贯，于我完全不是新闻。我还真是不生气。一点儿不生气。

Chief帮助McMurphy完成了死亡。所有觉得多少有一部分McMurphy在心里的人，可以自问有没有一个chief这样的朋友。所有觉得自己并非McMurphy的人，也得想想会不会有一个自以为是的Chief，在你还留恋人世的时候替你了断。我在这个博客上第一条记录就是关于立遗嘱，有感于那个终于被拔掉了喂食管的佛罗里达女人。当然，象我这样的懒人，大家都知道不过是说说而已。

安徒生一生最大的恐惧是被活埋，所以他经常怀揣一张纸条：我只是看起来死了。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典故的时候还在上小学，当时非常苦恼。因为我最大的恐惧是被抓到疯人院，而我不能怀揣一张纸条：我只是看起来是个疯子。一点用没有，即使有，恐怕也是副作用――that would just sell me out. 虽然被抓到疯人院跟被活埋都是极小概率事件，你不得不承认大多的恐惧都并没有什么道理，这并不妨碍它们的真实性。

我现在很少再想起自己曾有的恐惧。因为基本上我完全混同周围的大众――有一点受过度教育的人群中常见的犬儒言谈，这只该算是正常。但是我知道自己潜意识里面并没有放松警惕。譬如我从不试图向我的美国朋友解释中国人传统里对刺客的崇拜，虽然“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总能够让我心潮彭湃。这与精神不正常无关，只是小心不流露异端思潮的后遗症。

我对世界虽然极端不信任，待人却似乎反其道而行之。狒曾说天才胆小，对陌生人总先当坏人，而我象东坡一样“眼见得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其实我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摩”人心，只不过揣摩完了仍旧先当他们是好人。Prisoner’s dillema作为一个数学模型或哲学问题是存在的，但作为黑社会的现实问题则不然。我守信，他招供，我至多不过是个蠢人；如果他死抗，而我出卖他，我何以自处？我可以忍受自己是一个蠢人，但我不能忍受自己辜负一个本值得我信赖的朋友。loss function在这里不是对称的。

扯远了。世界上多数护士长不过是消极地维持一个既成秩序，对付手下的精神病人也不过是例行公事，混个工资罢了。在这样的护士长看守下，秩序渐渐就松弛了。但是有极少数的人，总觉得正义在他们手里，“正常”由他们定义，非常积极地要维持他们制定的秩序。这些人是可怕的，因为他们非常投入，非常认真。主席说，怕就怕认真二字。这句话层次太多了。

前天见人说摇滚，引一个典故：主流问摇滚青年，你们究竟反对什么？乐手问，你们有什么？有甚反甚，并不是表面上这么简单可笑。这是从任何主流为中心向边缘拓展空间，在极端越扯越远的途中，我们所能接受为“正常”的尺度就越来越宽松。这与主流落在哪一点上毫无关系。

What was I talking about? I am lost-- are you?
我决定，开始两个系列：
1． What was I talking about? (I am lost-- are you?)
2． 一切都是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