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blog写了十分久，反正写不完，先贴吧。喜欢达明一派的一首歌，“排名不分先后左右忠奸”。（这些都不分，那是按什么排名呢？按你的名字合不合音韵吧。然而小平是第一个，到底不同。是他定的initial value 啊）一个时代的气氛，单列一下风云人物的名字就出来了。当然这是对曾经生活在其中的人而言。我后来记录新闻，也只列下自己留意过的标题，差不多也随这个意思。去过一个朋友家，看见他的书架时很想照相留念。可惜当时还没有手机，更别说带相机的手机。很多人都不怎么买书了，一来忙，二来中文书总是不方便买，所以书架上的倒未必反映他真正兴趣，却是时代变迁的记录：几乎每一本曾经最流行的书都在：汪国真诗选，蔡志忠漫画，时间简史，文化苦旅，转法轮，圣经（他并不信教也不练功），川菜诀窍。
上小学的时候，上课时候班长要喊起立，全班同学喊“老师好”。通常在开学时候，大家喊的是“老！师！好！”，刚劲有力。慢慢地小孩子们就开始撒娇，变成“老～～师～～好～～～”。我们班主任痛恨“拖声摇气”的作风，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校正一下，把大家改回“老！师！好！”这样每个学期都在这样的震荡中过去，好像弹簧。
我们不懂得用书面语或官话。某天整个一年级小孩坐在教室外面的活动厅比赛“看图说话“。我们班的一个泼辣女孩是第一个举手要发言的，她后来得了第一。老师让大家评价她为什么应该得第一。我们异口同声地说”胆――子――大！“老师点了点头，说，“的确，勇气是很重要的…”
课文里有一个故事改编自水浒或三国或刺客列传，是什么故事不记得了。老师问为什么主角值得信任，她想要的答案类似于“重然诺”, 我们全班异口同声喊的答案是“讲～～义――气！”。
三年级的时候全校合唱比赛。因为总是唱革命歌曲，老师也觉得腻味了，就允诺我们说可以自己选歌。全班又是同气连声，咚咚敲着桌子喊要唱济公主题歌。老师不知道这个歌，全班就合唱了“鞋儿破，帽儿破，…”示范。结果，当然没有通过预审。如果我们真的唱了这个歌参加比赛，哪怕拿了倒数第一呢，几十年以后，怕是不止我一个人记得有这么回事吧。
我小学的时候，还没有故事大王这个词。不过我们班有一个女孩，特别漂亮，记得特别多故事。每次自习课，老师怕我们闹得慌，就让她讲故事。她从不矫情，大大方方上讲台。故事没有重样儿的，但很多故事里都有一个主角跋涉长途去寻人或寻宝，他们都要爬过九十九座山，趟过九十九条河，把各种障碍都过九十九遍。她讲的最后一个故事是一个笑话，讲某人新到一个城市，问当地人如何问好。当地人捉弄他，就伸出中指示范说，你就这样对人说你好啊。他于是照学，结果到处被人狂扁。这个笑话我们其实都没大听懂，因为那时候知道竖中指是什么意思的小朋友不多。但那之后，班上的男生常常这样互相问好，而我们也再也没有在自习课上听她讲过故事。
一二年级同桌的名字我还记得。跟他关系不好，因为他不太讲卫生，经常还拖着鼻涕。可是他会唱几句京剧，同学们往往觉得很酷。他自己的酷法就是不听老师的话。刚好我那时候特乖特怕老师，以为老师都是火眼金睛。全校排队浩浩荡荡去看少林寺，老师要求小朋友都手拉手。每当老师走过我旁边我就赶紧拉起同桌的手，生怕被老师发现。我的同桌总是狠狠地甩开，一副革命者神情。
转学来的一个女生，聪明又漂亮，跟我关系很好。我们发明密码，上课的时候传纸条用。用排球女将里的名字给大家取外号。下雨的时候，路上有水洼。我们把墙上的青苔掰下来，漂在水上，好像小岛。我们觉得很美，大人们当然不会这样鼠目寸光，根本不留意，一大脚就踩过去了。我们又写上小牌子：请不要破坏水中小岛。真搞。
小学时候总是流行赌东西。先是淘河淘出来很多贝壳，于是就赌贝壳。大家到了期末都攒了一堆，其实第二年赌资变了，贝壳就立刻贬到一文不值。后来变成赌啤酒瓶盖里面那个软塑料片，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再后来流行给房子穿瓷砖外套，我们就流行赌马赛克。我现在的宝贝匣子里大概还有红色蓝色绿色的马赛克瓷片各一，半透明的，好像宝石。这些赌博都是男生传给女生的。女生传出来的是赌小画片。一本厚书，把画片夹进去。你交一张白纸，庄家看这张纸的大小成色给你几次机会猜画片的位置。翻开了有你就拿走。我们很多同学都是把前一年的音乐或美术书剪成小画片来开赌局，草稿纸都是这么赚来的。我则一般用画片去赌，赢了很多回来，可惜过了两年，又跟贝壳马赛克一样贬值了。
小学的旁边有一家日化厂，很多同学的父母都在那里上班。有一阵忽然流行用牙膏盖子穿线做竹偶，架在课桌上打架。过了这一阵，不知道是那个厂又有大量的废橡胶管，横切下来就是很多橡皮筋。上课的时候，一半的男生都在用黑色橡皮筋接线，然后人手一个“流星球”。
小时候我觉得所有的礼貌都是特矫情的事，在陌生人中才用的。如果是自己人，搞这些套套简直太可耻了。外婆家的糖盒子放在柜子顶，我够不着，就找舅舅帮忙。舅舅说，那你要说“请”。我考虑了很久，还是觉得宁可不吃糖也不能做这么可耻的事，怎么能跟家里人说“请”呢！又不是演话剧！
在我们那里，孩子跟大人打招呼就是说一下称谓，好像大人直接互相点头说“老张”，“老赵”。要说“叔叔好”, “爷爷早”，那也是很书本，于是很矫情的事。结果有一次我在学校走廊里碰见老师，喊了一声“蒋老师”，老师特别和蔼地弯下腰来（都闻见老师脸上的雪花膏香味了）看着我说，什么事？我顿时不知如何应对：没有事~~. 然后心里很后悔，老师一定想：没事叫老师干吗呀。
小学的墙上贴着一面白纸，白纸上剪贴了几十株绿色苹果树，每个同学一株。平常的小奖励就是拿一块花形状的香橡皮蘸上红墨水盖红花。到了年终，树上花多的孩子就是“红花少年”。这个小奖励很容易拿到，譬如做完卫生老师说，嗯，今天打扫得很干净，值日小组每人一朵。有时候老师懒，就把盖红花大权交给小组长。我们小组长经常偷偷给大家还有我们的好朋友都多盖两朵。你看腐败和通货膨胀是多么天然的事情。
刚刚上小学的时候，小学是五年制的。于是，一二年级的是“小弟弟小妹妹”，而四五年级的是“大哥哥大姐姐”。我们小学，一二年级在一楼，高年级在楼上。等我上到三年级的时候，每次上楼都有优越感：虽然我个子矮，我才不是低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呢。可是接下来又有了坏消息，忽然间，小学改成所有人必须上六年。这样一来，校长就只管五六年级的叫“大哥哥大姐姐“了。当时觉得简直被赤裸裸地抢劫了，好容易熬到就快成”大哥哥大姐姐“了的！
从小唱儿歌就没有人教我歌词，都是瞎混着唱，听不懂的歌词也不管，接着糊弄。（不像moppet，非要把完美的毛线理清楚。）结果“小松树快长大“，我一直以为是小松鼠。到了小学，也从来没有人教我唱少先队队歌，反正一集合就唱，好像大家都是天生就会。结果我也从来不知道到底歌词是啥。
我们也赶上过运动。当然不是政治运动。先是爱国卫生，具体措施就是礼拜一升完旗以后校长要大家把操场上的垃圾都捡走。当时只觉得好玩，多半就是捡树叶。幸好只是树叶，要真是什么垃圾，捡完了小朋友们也不洗手，更不卫生了。后来也不知哪个小爱迪生被树成了榜样，全国就掀起了小发明小制作运动。每一个孩子都必须上交一个小发明。不知有多少个小学生因为爱护老师的身体重复发明了能吃粉笔灰的黑板擦。我在对暑假的向往和对暑假里必须发明个东西的畏惧中备受折磨。
上到初中的时候，有的同学略长数月，就自动退队了。可恨的是，老师非要让不满十四的同学继续戴红领巾！天哪，都上初中了，还戴着红领巾--这简直是我整个初中最觉得耻辱的一件事了。仿佛走过朝阳桥的的时候都有路人侧目--所以偷偷把红领巾藏在书包里，等到校门口再拿出来套上。…… 终于捱过了初一，老师不再理会了。
初中的同桌，一度是同一个院里的。那时节算是男女生和平共处的阶段，既不至于象小学一样画三八线，也没有好奇到要去互相了解。我记得他曾经喜欢街舞，会一些从武生行里转来的难度动作。为“红旗下的蛋”的发行十分兴奋。而我对崔健则十分不感冒。
初中的班主任是一个老老师，却是个新手上任。年级主任是仿佛是从电影里走下来的一个教会学校女老师。她事无巨细都管，她的班样样都是模范。到课间操的时候，她班上的学生纷纷找外班的同学藏匿武侠言情小说。找我帮忙的都是女生，我于是看了好多本琼瑶。老爸出差给我买了一条新裙子，我赶紧很臭美地穿了去上学。正站在前排同学的课桌旁聊天呢，教会学校女老师把我叫了出去，说这个裙子太透了。我说有衬裙啊！她说衬裙太短了。回家一汇报，连老爸都生气了：“不要理她！”大概老爸自以为算是保守的家长吧，居然还有人嫌他买的裙子太暴露，岂有此理。
初中是时候我们很喜欢无聊游戏，而且很不容易厌倦。譬如写上字条贴在前排同学的背上，后排的同学都会很捧场地笑。这个毫无创意的恶作剧居然流行了大半个学期，直到转笔开始流行，全班都是噼里啪啦的声音。最后老师不得不规定：不会转的不许上课练习；不许转金属壳的笔。
高一的时候，我最初的同桌是一个很酷的女生。她的外号叫张大侠。当时，她的理想是从政。她有五个初中的好朋友，她叫他们知己。有一天她逃课，我问她去干嘛了，她说，去公园，无所事事。我十分崇拜。我如果逃课，都是在家睡觉--简直算不得逃。我们经常相约逃广播操，只不过因为老师要抓。不做操的时候我们蹲在草地边上聊天，我经常被野草转移注意力：“你看这个草！其实很漂亮啊，小叶子攒在一起，挺象一朵花的，还很精致！只不过太小了，不是这么近大家都看不见。”她结论说，我发现，你特别善于发现美。我想了想，结论说，我发现，你特别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
她家跟我家不是一个方向，但是偶尔她放学跟我同行，去看望她初中的朋友。有一次到了我家楼下，她忽然扔了一个硬币，看了看说，算了，又不想去了。简直是玩魏晋风度。
她带我去知己之一家。主人倒给我一杯茶，我一直捧着，时不时喝一小口（喝太快了一会儿主人要续水或我们逛街时得找厕所，都不是上策），不然不知道做什么好。然后我就想，以后我们家来了生客，我一定要记得给人家泡茶。
哥哥上大学的时候，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家信寄到我手里。所以大家都知道我哥在哪里上学。而且那时候我就懂得炒作：课间操拿到信，故意在体育课上掏出来看，招老师骂，籍此宣传我哥又给我写信了。那时候，平邮八分，市内四分。一个初中的好朋友，会走20分钟路，到离我只有10分钟路的邮局给我寄信。有一次，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地址是“内详”。那时候好像“内详”约等于“内有情书”。于是一伙同学热情地围着我等我拆。信的大意是，他是我以前同学的同学，以前坚信女生到了高中必然气数已尽，不料他同学宣传我还跟资本主义似的腐而不朽，于是想要跟我做个朋友云云。我认为我是回了信的，不过我的记性不大可靠。不过反正后来并没有下文。我的同学们似乎颇有一些能搞宣传。大学的时候，高中一哥们寄来据说是他大学室友给我的信，说是被我那哥们的描述蛊惑，甚愿结交，并索照片。我自然宁可在人间多留些美好的向往，于是照片只能不寄。对了，这哥们还欠我油画一幅呢。我手上偏多这些呆账。
如果我住在远山脚下，一条偏僻的路上，终年没有人过往。那么，即使来了一个走错路的人，不是特地来拜访我的，我也会留他坐一坐吧？又或者，即使是一个失意的推销员，别人都惟恐避之不及的，我也会请他喝一杯吧？虽然，我什么也不买。妈妈刚有email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每天查邮件，都希望收到。有时我陪妈妈查，打开一看没有信。正要退出，妈妈指着junk后面的红字说，这里有！我说，那是垃圾。垃圾也要看！妈妈坚定地说。
刚上初中的时候，班里好多同学都有小学过来的朋友。我的小学同学都不在初中班里，感觉比较落单。回家跟妈妈抱怨，妈妈让我请几个喜欢的同学放学回家来玩。另外跟我说，人不是什么阶段都一定能有好朋友的。所以有当然好，没有也没关系。一辈子，知己有一个就足够。譬如你爸爸是我的知己，其他的朋友不够要好也没关系。我自己常常被这回忆感动，也不知道爸爸和妈妈哪一个算更幸运。
